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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 HUI / 許煜悼格雷伯:如果你不相信烏托邦,你一定是傻瓜 Mourning David Graeber: if you do not believe in utopia, you must be an idiot

Yuk HUI / 許煜悼格雷伯:如果你不相信烏托邦,你一定是傻瓜 Mourning David Graeber: if you do not believe in utopia, you must be an idiot

Yuk HUI 許煜

發表於: 12 Sep 2020

2020年9月2日,年僅59歲的著名理論家、人類學家、無政府主義者、社會活動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於威尼斯逝世。格雷伯 (1962.2.12-2020.9.2) 身體力行地彌合了社會理論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鴻溝,挑戰了傳統人類學所設定的框架,實踐了如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倡導的「有機知識份子」的理想。他的「債」、「工作」、「禮物的意義」的研究,肯定了普通人的行動的重要性。格雷伯聲言「我們是99%」強調集體,拒絕玩 1% 的遊戲規則。他的寫作與活動為「佔領華爾街」運動 (2011年) 提供了精神和理念上的基礎,近年亦讓更多人理解敘利亞庫爾德運動 (Syrian Kurdish Movement) 的實情。2019年5月,格雷伯和新婚妻子 Nika Dubrovsky 同遊威尼斯雙年展 (Venice Biennale),並以此為「田野」開展了他們合作的民俗田野研究和寫作活動,探討藝術創作的世界,尤其針對藝圈高舉「個人天才」的浪漫主義,並把天才轉化爲可標價的產品的現實。他們合力發表的文字在 e-flux可讀到 [1][2],可是還未完成,格雷伯便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的重要著作包括 Direct Action:  an Ethnography (2009),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2011), The Utopia of Rules (2015),  Bullshit Jobs (2018) 等。

跟格雷伯交往多年,並曾翻譯他的《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小冊子(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ology, 2004)成為中文的許煜博士應《澎湃新聞》的要請為格雷伯寫悼念文,得許煜的同意,於「據點一杯茶」重載。原載:2020-09-05 14:04 | 来源:澎湃新闻 The Paper

**feature image: the utopia of rules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左)資料圖; image used  in The Paper in the first published version of this essay

 

David Graeber and Yuk Hui write,

“If the surest sign that there has been a revolution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on sense, then the movement we are seeing today marks a genuine watershed.”

– 12 December 2014, from  http://www.occuworld.org/#

 

許煜悼格雷伯:如果你不相信烏托邦,你一定是傻瓜 | 許煜

我不太記得上次見到大衛·格雷伯是甚麼時候。肯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他還沒有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工作。那一次我從柏林到倫敦,我們約了在金匠學院喝杯咖啡。他告訴我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給了他教授的聘書,問我他是否應該轉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或留在金匠學院。他說:「我認為我贏了,我也可以放棄我的學術生涯。」我知道他其實並不是向我徵求意見,因為他已經知道他想要甚麼。格雷伯有時在我看來像個大孩子,他也需要認可。他說自己已經贏了,因為他是在獲得終身教職前被耶魯大學踢出去的;原因不明,但他一直懷疑是受他的政治活動影響。他經常談論這一過去。那無疑深深的傷害了他,並逼使他從美國移民到英國。作為無政府主義活動家能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擔任人類學教授,無疑是一次勝利。我看不到其他大學有這樣的勇氣,因為它們中大多數只糾纏於格雷伯所說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在越來越多的大學裡,研究員的真正工作是申請項目,老師的真正工作是行政。

我剛到倫敦不久就遇到了格雷伯。有一位當年還在愛丁堡讀書的朋友Harry Halpin 告訴我有一個人你一定要認識,叫大衛‧格雷伯;也有另一位同事說,這個格雷伯是個天才,你要認識他。有一次我邀請 Harry 到倫敦演講,會後我們到路易咸路上的一家土耳其餐館吃晚餐,格雷伯也來了。格雷伯說了很多,笑了很多。他的笑聲常常聽起來是想要遮掩他的尷尬。我開始閱讀格雷伯的作品,那時他還沒有現在這麼出名。他的民俗誌以及他對人類學的政治化給我帶來了很多啟發,也跟我對超現實主義和馬克斯主義的長期興趣有很多的共鳴。我決定將他的小書《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翻譯成中文。他非常興奮,甚至應出版商的要求放棄了版權。這是個很小的項目,但是卻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順利出版。因為他是用宣傳冊子的方式寫的,再加上濃厚的政治性,我不得不添加許多腳注並附帶參考文獻,以讓它看起來像是一本學術書。

當時,格雷伯抱怨沒有多少人讀過他的作品。有一天,他說他決定嘗試一家商業出版商,該出版商承諾為即將出版的《債:第一個 5000 年》(注:中文版在 2012 年由中信出版社推出)做更多的推廣。這本書使他成為暢銷書作家,他的近作《Bullshit Jobs》(注:中文版還未出版)也上了暢銷榜。有幾年間,我與格雷伯經常聯絡。2011年秋天,我在香港待了幾個月後才到法國。那時剛好是佔領華爾街反資本主義運動的時候。我有點驚訝地發現格雷伯正是運動的中心,並且據說他提出了 “we are the 99%” (我們是99%)這一標語。我那時很受感動 [3],並且非常熱衷地參與了「佔領華爾街」的香港支持者所組織的自由學校談莫斯(Marcel Mauss)的禮物經濟,其後一些參與者也自發地組織了「禮物墟」。雖然「佔領華爾街」運動最後沒有能夠徹底地改變資本主義,但它的影響卻非常深遠。格雷伯是個夢想家,如他所說的,「如果你不相信烏托邦,那你就一定是個傻瓜。」

他最感興趣的是另類經濟,人類學和無政府主義對他來說是完美的結合,人類學提供了論證,而後者賦予了人類學政治參與的積極性。我對他自己早年在馬達加斯加的民俗誌,以及他所引用的民俗誌非常感興趣。近年來,我對人類學的興趣越來越大,最近跟巴西人類學家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關於多自然主義有持續的討論。資本主義是一種單一的技術文化,由獲利和可計算性驅動。為了確保它的積累,它動員了警察、立法、軍事力量等,以建立有利於競爭而不是協作的秩序。新自由主義經濟根本不是「自由」的,因為它首先是通過國家暴力來實現的。這是他在《債》中的基本論點之一。他提出的核心問題是:是否可以想像不同的經濟模式,不同的未來?事實上,那些我們被告知是必然的內容可能只是偶然的;而寫在教科書上的歷史也是失實的。格雷伯堅稱,經濟史就是這樣的一種情況。教課書上告訴我們,經濟始於以物易物,這也是貨幣交換的起源。但是,民俗學發現這是不對的。經濟既不是從以物易物開始,也不是從個人交換開始。經濟始於信用(最早的債務形式),而交易則基於群體。他對教條主義的批判開闢了想像v 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途徑。他所堅持的,想像另一個可能的世界的必要性,就好像律令一樣,在我自己的研究和寫作中呈現。這一律令也在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政治理念中佔核心的位置。2012年,我和 Harry 在巴黎開發了一種基於群組的另類社交網絡,旨在彌補 2011 年運動期間開發的社交網絡(如 Crabgrass,Lorea等)概念上的不足。格雷伯的寫作也是這一研究的其中一個大背景。

幾年前,我和格雷伯在法國《世界報》(Le Monde) 上一起發表了一篇有關佔領華爾街的影響大文章。我們也分析了香港新自由主義的歷史,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米爾頓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影響,以及政府在促進這一進程中的功能。香港仔 1998 年和 2004 年取消租金管制和居住權保障,這導致租金和房地產價格的失控增長。這反過來破壞了個人和小企業生存的基本條件,但很匪夷所思的是,今天提出租金管制卻被反說成不利於弱勢社群。今天,我們離問題解決方案的距離越來越遠。從社會正義的角度來看,政府提出全面的租金管制是很合理的,就像柏林政府最近就將租金凍結五年。但是,香港不是柏林,對社會正義的追求被規定好的「資本主義制度」這一種非常奇怪的理解所阻擋。歪曲的理解只會保持歪曲的、沒有未來的視野。

我想大多數人都意識到我們的世界已陷入一種難以名狀的混亂,而如果這種經濟和這種剝削形式繼續下去,大流行只是這個災難時代的開始。恢復經濟的努力不過是維護資本主義秩序的掙扎,而沒有意識到正是狹隘的資本的概念,導致我們今天的處境。當我們說非常狹義的概念時,是指我們沒有看到人作為經濟人 — 即被計算的客體 — 以外的可能性;它也忽略了人和其他物種之間的關係,人類紀正是這種人類中心主義的自我完成的標誌。格雷伯的思想旨在提出另類經濟,它不是基於計算式,而逝基於互助和自組織的共同生活。莫斯的禮物經濟對他很重要,同樣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反達爾文進化論(以合作來取代競爭)也是如此。在過去的十年中,格雷伯的工作鼓舞了這麼多年輕人,去想像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未來。他一直是左翼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格雷伯的作品是我們重要的財富,它將繼續鼓勵我們以不同的方法理解世界,改變世界。

短短一個月來,我們失去了兩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們是少數能真正理解我們的時代以及改變世界的人。他們也在我的生活和思想中留下了重要的痕跡。這十多年來的思想盛宴,似乎要以某一種方式告終。夜幕已降臨,眼前只有沒有星的天空,以及無盡的憂鬱。夜是怪物出現的時候,也是夢想家們繼續前進的時候。(完)

 

NOTES

[1] Nika Dubrovsky and David Graeber: “Another Art World, Part 1: Art Communism and Artificial Scarcity”e-flux Journal #102 – September 2019.

[2] Nika Dubrovsky and David Graeber: “Another Art World, Part 2: Utopia of Freedom as a Market Value” e-flux Journal #104 – November 2019.

[3] David Graeber and Yuk Hui: “From Occupy Wall Street to Occupy Central: the case of Hong Kong“; in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14 Octo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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