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 RAQS Media Collective: Manifesto 2 artists inspired: to be an artist by night?” (Floating Teatime 25 April 2020) received numerous responses from friends and readers. FPC member Emilie Choi, former journalist for Ming Pao Weekly’s cultural page, recalls an investigative feature she did four years ago on the question of art labor in Hong Kong, and is dismayed that not much has advanced other than the many growing aggravations in the city.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she puts back in the spotlight realities we must may have forgotten. 引述印度的RAQS Media Collective成員Monica Narula 的《「錄像宣言」的延伸閱讀：藝術勞工的景況：做個夜更的藝術家？》在「據點一杯茶」網上發表後，得到了一些迴響。據點成員蔡倩怡不禁記起四年前她還是記者時所做過的專題訪問，驀然發覺時間過去了，藝術勞動的光景沒有甚麼變動，且客觀環境越來越嚴峻。她很想舊事重提，面對現實。這裡是翻新後的發表。

***feature image: 石家豪曾畫《如何向父母解釋，搞藝術未必乞米》，描繪藝術生態如何與商業重重掛鈎，藝術家是創作者也是職業。Painting by Shek Ka-ho, titled “how to explain to my parents that doing art may not lead to begging”

四年過去了：寫於2020年5月的「再」引言

一年一度的勞動節，你可安好？是否仍陷於勞動的泥沼裡、無法在朝不保夕的生活中掙脫？勞動的議題一直被光鮮亮麗的發展幻象所遮蔽，也給借讓為個體拒絕「勞動」的標記。勞動不單指向身體的耗損，近年「創意勞動」（creative labor）的討論也愈見顯要—我們始發現勞動早已換裝，以各色各樣的形態穿透社會機制。勞動的本義是創造，但在當前社會結構下，勞動往往導向基本權利在階級巨塔中被剝奪，且被消音被隱埋。

包曼在《工作、消費與新貧》裡提到，晚期階段的現代社會，由「生產者社會」轉變至「消費者社會」，以消費美學支配。這涉及後福特時代（Post-Fordism）的來臨，講求工作的彈性，讓勞動者萌生自主的錯覺，也消解了工會的集體力量。告別福特時代的大量同質生產，迎來的是全球資本自由流動的時代。《你們是否工作過量？後福斯主義、臨時特約工，以及藝術勞動》（Are You Working Too Much? Post-Fordism, Precarity, and the Labor of Art）一書提及，藝術家或更廣義的藝術工作者的彈性工作特質，暗合當前的資本主義操作，成為新的勞動形態。藝術家的工作零散不定，能如何理解勞動？其勞動者的權利又能如何被保障？

2016年，香港藝術家成立工會，為本地藝術界引發討論與關注，也冀望能成為倡議者的角色。至今，藝術界的勞動權益尚未見於官方條文，藝術工作者卻面對更艱難的困境。諸如政治壓境，藝術家無法獨善其身，藝術家工會也成為發言與關注的重要一員，表達藝術家的聲音。另一方面，疫情蔓延，經濟重挫，藝術市場停滯，加上不少藝術空間也暫且關閉，對藝術家也帶來直接得生計問題。政府的紓困措拖往往無法惠及自由工作者或「零散工」，藝術工作者自是未能受惠，而藝發局的「藝文界支援計劃」亦不包括自由身的藝術教育工作者、藝評人等；因此藝術家工會早前製作問卷「疫情如何影響相關行業」，以了解藝術界別中各崗位的工作者當前面對的處境。

爭取本地藝術界的勞動權益仍是未竟之志，香港藝術家工會至少從個人的單打獨鬥，拉回到群體的戰場，連結不同的崗位與聲音。通過對藝術勞動的思考與討論，也嘗試關注各種勞動形態，詰問生而為人的價值。

2016年的專題記述，怎麼今天還有關切性…？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Ming Pao Weekly #2502 (2016.10.24) 原文載於《明報週刊》第2502期

最近有部分香港藝術家成立工會，意向不一。本地藝術市場乘著西九與Art Basel而發展興旺，卻遮蔽了許多藝術家的真實狀態，以至他們的生活被如何捏塑。身兼多職屬常事，創作時間變得珍罕；在土地問題嚴重的香港，他們大多缺乏空間，創作模式亦因而轉變。當了十年藝術家的林東鵬總結其每天的工作，發現行政雜務最磨人，創作只佔很少時間。而程展緯則曾擔任保安，以藝術思考勞動。從兩位藝術家身上能觀照多年來本地的創作困境。其他年輕藝術家亦面對嚴峻處境。藝術家工會能否保障他們？工會講求集體意志，藝術家追求創作獨立，兩種意識能否並存？面對如此詰問，我們嘗試深挖的，是在狂喜藝術熱潮裡被湮滅被消音的故事。

藝術家的一天

林東鵬：藝術家何價

清晨六時，晨光照地，林東鵬便起床送女兒上學。

藝術創作的流動性讓他更有自覺保持規律。平常的早上常被學校演講佔據，若有幸能回工作室，也需要在受邀創作與自發創作之間擺盪。最近他因創作需要預備材料，栽種植物，細至木板、泥土等也要親身準備。

早上十時，今天他因創作要到沙田接受訪問，整個早上就這樣溜走了。平常則在工作室處理大量文件，如記者訪問、策展人或收藏家來訪、藝術或教育機構訪問。同時也需為藝發局審批文件。「這些都是當了十多年藝術家的責任，不能推卻。」他直道。沒有跟畫廊簽約，大部分行政工作也是一腳踢。不過他說，即使與畫廊簽約，他也需要自行為作品記錄檔案與分類。直到中午，已筋疲力倦。若不太累，他便盤算着外出看展覽。

| 麥當勞artist

回想初畢業決心創作，與幾位藝術家朋友合租工作室，他半職教畫維持生計。一直有近五六年以最低成本生活。後來赴英進修，回來後創作了《處境 Situation》作品，在藝術中心展出。「那時感觸甚深，當藝術家難以在銀行開戶口，因為你無法證明你的『職業』。藝術家能否稱得上是我的職業呢？」

“Artist is free”，藝術家是免費。一句戲言，繞撩的是悲哀，與本地貧瘠土壤的寫照。「我曾試過做完作品收不到錢，卻刻意跟記者說收到。對方看到報導，往後便知道是應該要付費的。」藝術家以自身的生存之道才能穿過藝術界的迷障。「藝術家在社會存有不能複製的可貴之處，卻同時需要suffer。」

林東鵬早前在臉書上載手腕受傷的圖片，寫到：「可以畫大畫的人生是有期限的」。藝術家長年累月工作，身體的耗損不為人所道。累積了十多年的全職創作生涯，最終換來的是大量行政雜務與身體的傷痛。他現在一周有六天需看醫生，除了陪家人外，便是為自己手腕的傷覆診，此前他能有數小時創作。若沒有其他會議與緊急文件處理的話。晚上若不參與藝術活動開幕，便要繼續照顧家庭。「回想起來，現在的我並沒有比年輕時的創作時間多呢。」他形容自己是「麥當勞artist」，因為長期處於流動的工作狀態。

| 程展緯：藝術轉化勞動

在大埔墟鐵路博物館訪問程展緯，他曾在此當過保安員，看守火車卡。移動的空間狹小，只能來回踱步。

「那兒是辦公室，黃昏後會鎖門，保安便沒有水喝了。」他熟練地介紹，亦跟車卡上的保安員討論制服的安排。他說到當保安員時遇過的荒謬事，其中一件就是那「不可在車廂內拍婚紗和cosplay相」的標語。他曾寫到：「保安員其實是香港最大的cosplay群組」一時間，眼前這位藝術家與下班的保安員無異。好奇他是怎樣開始對保安此職業感興趣。「那時想為藝術館的保安員爭取椅子，便在館內的名冊頁上寫下爭取字句。保安後來更著我寫多幾項，為他爭取權利。」

一次教學經驗，讓他開始從藝術角度思考職業。「我在職業訓練局當駐校藝術家。那兒的教學架構都是很職業導向，但視覺藝術的職業訓練是什麼呢？其實我們要問的是進入職場前我們需要我是怎樣的訓練呢？」最後，程展緯認為學生們實習也可去茶餐廳當夥計。「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對工作作出反省思考。藝術就是能將平常生活的機械化工作，帶一種全新的看法。」

| 生而為人的價值

學生到茶餐廳實習，也如同他擔任全職保安，在藝術與生活間難以劃分。他對自身勞動處境的思考，都是通過他人，或另一種職業。除了畢業後當過一年小學老師外，程展緯多年來也任職freelance教畫，或在大專院校任教。另一份工作便是保安員。藝術家與保安員，於他都是勞動者的身份。「藝術共通的地方，就是去除訓練後了解人原來是怎樣，在工作上是一種抵抗。」

「我不喜歡定義自己。如果職業是在生活裡切割一部分，那藝術於我又不是職業的狀態，因為我的作品作品都與生活聯繫。藝術可以是職業，但不是它的全部。」他坦言，關心勞動狀態，重要的不是工時或薪金，而是人生而為人的價值，也是他多年來創作所關心的，以至於他的藝術勞動早已融入生活。